无论是血与火的战争年代，还是汗与泪的和平年代，谁能无畏生死，看淡利益，只为真理和信仰而斗争？

揭清士老师跨越了这样两个时代。1923年5月，他出生在江西省南丰县一个破落地主之家。爷爷是山东知府，父亲败光家产，二十多岁就死了。母亲黄日珂是小学教师，决意改变妇女受压迫的命运，离家到上海，入读中国公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中断了与家里的联系。

揭清士不知道母亲是地下党员，只知道她参加共产党的暴动被捕，关进了南京监狱，抗战爆发后被共产党救了出来。他20岁时与母亲见了最后一面。母亲送给他一个笔记本，上面写了一句话：“真理像一座灯塔，需要有泳过千寻万层骇浪的精神魄力始能接近它。”随后的烽烟和动荡淹没了母亲的讯息。

揭清士是一个爱动脑筋的人，从不盲从；他学习勤奋，不管在哪里读书都成绩优异，把志向放在钻研技术上。1940 年5月，他在江西省立工业职校读书时加入三民主义青年团，但没有参加团的活动，连团证都没领。1943年，为了免费求学，也为了将来能出国留学，他报考了国民党的陆军机械化学校，改名揭清士（原名揭秉熙）。1944年11月，他与二百余名军校同学集体加入了国民党，没有申请就领了党证，身不由己。他没有交党费，没有参加国民党的活动，毕业后也没有转移党组织关系。

1947年12月，他在陆军机械化学校自动车工程学院毕业，先后到徐州陆军装甲兵学校任中尉驾驶助教，联勤总部汽车保养团一营一连和重工程机械修理厂任上尉技术员。1947年他还在成都加入了青帮，但很快脱离关系。 

1949年11月贵州解放时，揭清士烧掉了国民党党证，所在军工厂被解放军接管。他勤奋工作，当了配制组长。1951年，为了建设成渝铁路，他转入西南铁路工程局重庆九龙坡装修大队任工务员，后来在成都铁路局九龙坡车辆段先后任技术员、修配场副主任、主任、工程师、代理技术室主任。他解放前的历史被中共党组织认定为“一般历史问题”。

在九龙坡车辆段，他的技术领域从汽车转为火车，他迅速成为铁路技术骨干。他对设备进行技术改革，提出合理化建议，多次参加铁路局组织的技术攻关，多次受到铁路局通报表扬，并记小功。刚到车辆段时他是三级技术员，因成绩突出很快晋升为工程师（当时的职称分工程师、技术员、助理技术员三级，工程师为最高职称）。

起初，共产党在他心目中的形象是国民党宣传机器塑造的可怖的土匪形象。但是，共产党的干部艰苦朴素、平易近人、官兵一致，使他深受感染；新中国迅速稳定了物价、稳定了社会治安、恢复了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使他深受震动；志愿军的辉煌战绩、成渝铁路的建成通车，更使他深受震撼，浑身的热情都激发了出来。1954年递交了第一份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入党申请书。

但是，他在解放前参加过三青团、国民党、青帮，当过国民党的军官，历史经历复杂；他的亲属也有国民党员，还有军统特务。他的历史问题常常不被一些人理解，他自己也感觉说不清楚，一度苦恼绝望，自杀未遂。他在自传中说：“我生命都不要，还是为了入党问题。”

共产党的坦荡真诚让他逐渐放下历史包袱。在“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忠诚老实政治自觉”等历次政治运动中，他如实交待历史经历，以坚强的意志经受住严苛考验。他不仅勤奋工作，而且刻苦学习马克思、毛泽东、刘少奇的著作，追求思想和政治上的进步。对共产党，他由恐惧，到认可，到亲近，到爱护，再转为向往。他初步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完成了思想的羽化蝶变。

他继续提交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每份申请书都写下母亲送给他的留言，关于真理、关于勇气的那句留言。

这是揭清士1957年在九龙坡车辆段写的入党申请书的末页大部，全文共18页。他写道：“人生总有一死，而死有重于泰山和轻如鸿毛。”

1959年4月他开始了从教生涯，先后调到小龙坎铁路技术训练班、江口铁路技工学校任教员；1961年9月随校并入号志口铁路技工学校，又随校迁往资阳铁路职工学校，随校迁回内江铁路职工学校。

在学校，他迅速适应了岗位的转变，担任教学工作认真负责，胜任多门课程的教学。在资阳铁路职工学校组织的个人鉴定中，他对自己的思想做了严格的解剖，检讨了自己思想深处的每一点不足，如：自己私自把宿舍灯泡瓦数换大，用电烙铁焊收音机，多领了文具，用公家文具办私事……从灵魂深处闹革命，是在思想上把自己当成了共产党员——刘少奇说，一个好党员必须在思想上入党。然后他写了下面这段话（不要嫌弃文字太密，那个年代纸张金贵）。

这份鉴定被学校党总支张书记称为全校最好的鉴定。

这是揭清士留在学校的唯一的照片（前排左二），他的装束特立独行，尽显本色。

在九龙坡、江口、资阳、内江，一直有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他的历史。江口的党总支书记甚至质问他：“你对党有没有阶级仇恨？”他用严格的思想解剖来表达自己，用勤奋的工作来证明自己，用深入的理论学习来提高自己。在内江时，他写了第四份入党申请书：“入党才能把自己的一切生命无保留地贡献给党，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在党的领导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时，他已经有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

在内江铁路职工学校，他兼任教研组长、政治学习组长，1965年被学校表彰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他离党组织近了，然而形势突变，更大的考验来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社会秩序乱了，人们的思想也乱了。揭清士既没有跟风狂热，也没有迷茫徘徊。他始终保持着罕有的清醒，对文革的许多做法深为反感，对个人崇拜极为警惕。对“早请示、晚汇报”，他说：“天天如此，真是形式。”造反派要去武斗，叫他开车，他当场拒绝。

成都铁路局的许多老领导被造反派打倒，学校的几个领导也被打倒，“靠边站”了。万马齐喑之下，只有揭清士一个人站了出来，在公开场所多次为这些老干部鸣不平。造反派为排斥异己，对五个校领导做了全盘否定。1968年9月，揭清士先后贴出两张大字报，为五个校领导鸣不平，认为他们可以参加“三结合”领导班子。在和造反派辩论时，他坚持说：“我有我的立场，我有我自己的看法。”

1968年10月19日，军队代表和革联会组织召开教职工大会，各派势力继续争辩哪些人可以参加革命委员会。揭清士一个人站了起来，坚持认为原来的“五个领导都是革命的”。面对造反派的攻击，他毫不惧色地说：“判断干部言行是否错误，只能从他们反不反党和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两条来判断。反对毛主席只是反对个人，不等于反对党中央，不等于反对社会主义。砸烂公检法是错误的，没有公检法就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一言不慎，招致大祸，几个造反派把他打翻在地，宣布他是“反革命”。随后他被关押、批斗、毒打。

在校内看管期间，造反派要他写认罪交代材料。但揭清士写下的是《我为什么要参加共产党》长篇材料。共写了十一条，颂扬了刘少奇的丰功伟迹，赞扬了建国十七年来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对文革进行了全面批判。他还以《刘少奇没有错》为题写了六条，举了大量事实，坚持讲建国十七年来“刘邓路线”是正确的。他说：“不管别人看法如何，我坚信不疑”。

妻子从外地赶来学校看他，要他“为后人着想。”他坚定地对妻子说：“我的问题严重，可能被枪决。我保刘少奇是保定了。以前每当党要我出力时，我总是躲避，现在我是刀山敢上，火海敢闯，万一不死，要经过严峻考验，争取入党。”

10月21日，在学校造反派对他的第一次批斗会上，他说：“1967 年8月间，各地武斗厉害，我认为是江青提的‘文攻武卫’口号引出来的。”

10月31日，在第四次批斗会上，看管人员告诉他：“八届十二中全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了。”他立刻答道：“即使刘少奇被开除出党，我从今天起，就是刘少奇的党员了。我愿意为党牺牲一切。”

11月1日他被押往重庆铁路公安分处拘留所。11月19日，他在关押期间写了《我的交待和检查材料》，以“我为什么要参加刘少奇的党”为题写了二十条，主要内容有：刘少奇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很多老干部被莫须有的罪名所陷害；砸烂公检法的口号是错误的；大炼钢铁、人民公社等方面造成的不良后果没有作公开检查；广大人民都厌恶文化大革命。对建国后十七年的经济建设、文艺事业和学校教育，他给予了肯定。他在文中悲愤地写到：“（文革）两年多来，广大学生把光阴荒废了。更痛心的是，一些人两年多学到了不少坏的习气和坏的作风，这非短时间所能换回的损失。”他太清醒，太勇敢。

面对妻子的不理解、儿子的愤怒，他仍不屈服，对妻子说：“我如不死，经过严峻的考验，我要争取加入刘少奇的党。历史会证明我是正确的。将来你就会认为我是对的。”

1970年1月31日，揭清士被正式逮捕。他是成都铁路局仅有的几个车辆工程师之一，引发全局震动，局领导高度关注。同年3月6日，重庆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以“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公开为刘少奇翻案”等罪行，将他定为“反革命罪”，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一声沉闷的枪声震颤山城……

“真理像一座灯塔，需要有泳过千寻万层骇浪的精神魄力始能接近它。”母亲的赠言是他一生的追求和写照。47年的短暂人生，他泳过了骇浪，接近了真理，坚守了信仰，展现了非凡的精神魄力。

时光流淌了十年，1980年3月5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复查此案，作出判决：撤消原判，宣告无罪，予以平反昭雪。

次日，在红墙红瓦的食堂大厅里，学校召开了“揭清士同志平反昭雪追悼大会”，600余名师生肃立。松林低垂，哀乐低回，成都铁路局敬献了花圈，学校党委书记致悼词。揭清士的长子哭读祭文，声泪俱下，引发全场落泪……

1980年6月15日，成都铁路局党委追认揭清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认为他“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号召全局党员、干部和职工向他学习。1980年7月15日，成都铁路局机关报《成都铁道报》刊载了长篇通讯《为真理而献身的战士——记为捍卫真理而斗争的共产主义战士揭清士同志》。

和平年代有汗有泪，有时也会有血。今天的常识和安定不是天然就有的。

1996年，成都铁路局编写局志时专门为揭清士老师立传。笔者为起草此传，走访了一些知情人——

副校长楼寿宝一提起他就连连赞叹：“他真不简单！”

原内江六中工会主席黄维仲老师回忆起当年在重庆参加公判大会时的情景，不禁叹道：“他真伟大！”

1995年原铁道部副部长廖诗权（文革时曾任成都铁路局局长）专程到学校视察，特意提到了揭清士，竖起大拇指：“他真了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