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铁路开始实施蒸汽机车转产内燃机车，牵引动力大幅增强。这对提高铁路运力意义重大，被称为铁路第一次动力革命。这次转产持续时间很长，起止延续二十多年，一大批蒸汽机车乘务员（司机、副司机、司炉）、维修人员都需要转产培训。

内江铁路职工学校原来只有十几个专任教师，师资力量薄弱。1965年9月，上级一下分来了十几名应届大学毕业生当教师，其中内燃机车专业有俞希伟、楼寿宝、杨金初、张成贵等，电力机车专业有凌鹤奇、冯素珍、陈善林等，都毕业于上海铁道学院、兰州铁道学院等铁路高校。1968年又分来了王世和、陈昌良、陈军、石德群等应届大学毕业生，都毕业于四川大学、重庆大学等名校，学的是金工、电子、通信等学校急需专业。学校教师队伍大幅扩张，实力大增。他们从大城市来到这个偏僻的学校，克服了生活上的诸多困难，自编教材，自制教具，迅速成为学校的教学骨干。以上11人长期在校任教，一直工作到退休，为学校的专业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另外一些人先后调走。

黄钺锋校长为人正派，办事公道，把全校教职工凝聚在了一起。他带头自学铁路知识，逐渐由外行变成内行，带动全校教职工钻研业务，形成了勤奋好学的风气。他非常器重这批大学生，在各方面向青年教师倾斜，保护他们的积极性，鼓励他们成长。评年终奖时，新来的大学生少数拿到一等奖，其他的都拿到二等奖，而老职工们大多是三等奖，把青年教师们高兴坏了。在黄钺锋的主导下，教师们不单是“团结、教育、改造”的对象，更是学校的主体力量和依靠力量。从上海、浙江、成都等发达地区来到内江小城的这些大学生们逐渐安下心来。

1966年3月，学校开办内燃机车专业，开始大规模培训内燃机车乘务员，同时蒸汽机车专业快速萎缩。这是全国最早开办的内燃机车专业。水城、峨眉、西昌三个内燃机务段的段长、乘务员都来学校培训，1966年至1968年共培训了1920人。

学校的内燃机车专业刚刚铺开，正欲发展之际，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铁路系统迅速陷入文革洪流，成为重灾区。很快，成都铁路局向学校派出文革工作组，李岩任组长，领导学校原有领导班子管理学校，开展“革命大批判”“斗批改”，开始批斗人，学校局势出现动荡。

1967年1月开始，各铁路局、铁路分局、站段的领导干部相继被造反派打倒，领导机关相继瘫痪。夺权之后的各个造反派组织之间随即爆发武斗，铁路运输严重受损。成都铁路局教育处也瘫痪了，所属中小学和职业学校全面停课。1967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全国铁路全面实行军事管制。随后，军队代表进驻各铁路局，维持铁路运输不中断。

造反风潮传到学校后，学校也出现了造反派，以青年教师为主体和骨干，也有管理人员和工人参加。他们分成几派，轮流批斗学校的五个领导（工作组组长、党委书记、校长、两个副校长）。1967年2月，在“二月镇反”中，三个造反派短暂入狱两个月。造反派头目出狱后，带领其他造反派很快夺取了学校的领导权。学校党委瘫痪。

196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文要求各铁路局基层单位群众组织之间消除派性，尽快实现“革命大联合”。于是，学校的造反派联合成立了“革联会”。这段时间李岩仅是名义上的学校主要负责人，受到造反派的批斗，学校工作实际由革联会负责。原来的校领导都“靠边站”了：黄校长每天种树，张书记每天烧锅炉，两个副校长有的种花，有的画教学图纸。造反派的斗争目标主要是校领导，其他教职工较少受到冲击。学员队伍还算稳定，没有出现造反派。

革联会每天带领全校师生“早请示、晚汇报”，组织全校四十多个教职工每天挤在一间教室里读报纸。各段自行管理送来培训的学员，不听革联会的安排，教学秩序勉强维持。

总体来讲，学校局势比铁路局和各站段要好得多，基本上没有受到武斗的冲击，校内没有发生械斗等极端事件，所以军队代表大批进入各站段维持秩序时，一直没有进驻学校。最混乱的事件发生在武斗高潮时期，短训班的一批职工学员把成都铁路局局长廖诗权从内江火车站带到学校教学楼保护起来，用课桌椅堵住楼道，阻止站段造反派对廖的批斗，幸好没有发生流血事件。

1968年下半年，武斗高潮已过，成都铁路局所属中小学陆续复课。但各职业学校仍然不能面向社会正常招生，连续六年停止招生，只开展铁路职工的短期培训。内江铁路职工学校自1964年开始，除招收铁路职工短期培训班外，还招收铁路职工子弟和少量地方学生入学开展技工教育；文革爆发后也连续六年停止面向社会招生，只开展铁路职工短期培训。

1968年9月，按照上级要求，学校开始筹建“三结合”领导班子，各派势力又陷入争斗。所谓“三结合”是指：由“革命干部”（即原有领导班子中的“革命派”）、“群众组织代表”（即造反派代表）和军队代表联合组建革命委员会。为了排斥异己，革联会对原来的校领导全面否定，重点批斗了学校党委书记和教学副校长，还扣了他们的工资。在五个校领导里，黄钺锋挨批斗最少，大概源于他平时对青年教师的偏爱吧。面对他慈祥的面容，一般人也下不了狠手。在争辩中，只有一个教师站出来为被批斗的校领导说话，就是车辆专业的揭清士老师。他很快不幸被斗，陷入牢狱。

1968年11月，成都铁路局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内江铁路职工学校革命委员会，派机务处处长周瑞麟来校担任革委会主任，一个造反派当了副主任，另有几个造反派当了委员。一个军队代表当了挂名的副主任，没有实际参与学校工作。李岩调走。革委会成为学校的领导机构，原来的校领导只有黄钺锋成为革委会的一名委员。

在“清理阶级队伍”等运动中，周瑞麟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学校局势依然不稳。人心散了，学校发展陷入停滞。

1970年，各地武斗完全停止，局势趋于稳定，王意明调来学校任党委书记，组建新的党委，并兼任革命委员会主任，周瑞麟调走。

这是王意明（摄于1977年），一派儒雅之风。他的到来，逐渐稳定了学校局势。学校实行党委和革委会共同领导的体制。党委、革委会的人员变动频繁，开党委会的时候最初只有三个人，逐渐增加到十几个人，但多数人不懂业务；黄钺锋始终没有离开这两个机构，能够掌控大局，维持学校的运转。

1973年11月，黄钺锋任学校革委会主任，王意明仍任党委书记。原来的几个校领导大多调走，剩下黄钺锋、刘作泉进入了革委会。造反派头目已调走，剩下的个别人只获得革委会委员职位，能力式微。

按成都铁路局的安排，1974年至1977年，内江机务段派工人宣传队进入学校，参与学校管理，队长进入学校党委成为委员。但工人宣传队在学校工作中没有起到明显的作用。

随着1965年川黔铁路开通，1970年成昆铁路开通，铁路新线需要新增大批铁路职工。同时铁路机车陆续由蒸汽机车转产内燃机车，宝成线准备转产电力机车，通信、信号系统陆续采用新技术，大批在职职工需要进行转产培训，职工培训任务繁重。内江铁路职工学校在文革期间发展缓慢，但职工培训任务一直没有中断。

文革中，有人攻击黄钺锋解放前的历史，说他是脱党分子、假党员。黄钺锋忍辱负重，克服政局动荡、领导班子不团结等困难，艰难维持学校大局，带领教职工完成了牵引动力转产、通信信号设备更新的职工培训任务。办学最困难的时候，有人提议撤销这所学校，黄钺锋据理力争，坚持办学，保住了这所学校。

内江铁路职工学校是成都铁路局职工培训的主力，为成都铁路局动力革命做出了突出贡献。